浙商证券证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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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刘胜军大局观(刘胜军微财经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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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刘胜军
【早在2019年,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多个场合强调:“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民营企业的案件时,综合运用好刑事司法政策,能不捕的就不捕,能不诉的就不诉,能判缓刑的就提出缓刑的量刑建议。” 】
我并不认识,但他的自杀让我深感悲痛与不安,因为这不是个案,而是一个令人不能不担忧的趋势:
——在最近三个多月里,绍兴金点子纺织公司创始人毕光钧(56岁)、杭州西子电梯董事长刘文超(54岁)、广东靓家居创始人曾育周(53岁)、北京居然之家董事长汪林朋(57岁)先后自杀身亡。
没有被媒体报道和关注的肯定还有。
更令人唏嘘的是,不少企业家对汪林朋等人的自杀感同身受,一种凄凉感弥漫开来。今年3月27日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5年胡润全球富豪榜》中,汪林朋还以125亿元的身家位列其中。这种反差尤其令人难以接受。
这件事必须引起重视,它对经济的杀伤力不亚于2024年备受关注的“远洋捕捞”风潮。
企业家是比科技更重要的第一生产力()。没有马斯克就没有特斯拉,没有就没有华为,没有王传福就没有比亚迪,没有刘强东就没有京东,没有雷军就没有小米。企业家是1,其他要素是1后面的一串0,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为什么必须呵护企业家精神?其一浙商证券证交所,企业家精神是极度稀缺的资源,创业首先意味着冒险,而风险厌恶是人的本能。这就是为什么3/4大学生毕业生如今都挤破头皮想进体制内的原因。其二,企业家才能是极度稀缺的能力。不是所有人都有成为企业家的能力,企业家不仅要承担风险,还要有凝聚人心的领导力和感召力,处理好与方方面面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更需要超级情商,不仅要有行业知识,还要有全面的管理知识。其三,企业家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才有可能获得成功。企业不像种地,几个月就可以有收成。一家伟大的企业往往要经历众多的苦难才能成就最后的辉煌。这种长期主义的忍耐和付出不是普通人可以承受的。
真正的企业家,是充满激情、怀揣改变世界梦想的理想主义者,更是在实践中千锤百炼的实干家。他们是经济社会中最宝贵的财富。吴敬琏先生说得好,“市场经济的主要角色就是企业家”。企业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单元。没有企业家,谁来创造就业、税收、GDP?简而言之,企业家就是市场经济中“下金蛋”的老母鸡。
自杀是压力达到极致的结果
对生命的渴望是人的动物本能。只有在极度悲观和绝望的情况下,只有在压力已经不堪承受的情况下,企业家才会选择一了百了。
汪林朋们的压力从何而来?我们没有办法得知确切的结论,但可以大致推测如下:
1、债务压力。这一点尤其是在与房地产上下游、地方政府关联的产业中突出。由于房地产行业的剧变,债务相互拖欠成为常态。很多企业应收账款难以回收,同时职工工资、税收、贷款本息等刚性支付又没有妥协余地。企业家被夹在中间,其压强之大可想而知。
2、心理落差。成功的企业家,多少都是有一份傲气在胸的。而如今一些企业家叹息“时不利兮骓不逝”,“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面对历史叙事的转变,很多企业家难以面对和接受企业失败的命运。李清照那句“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描绘的就是普通人难以理解的英雄悲壮情怀。中国是一个“面子文化”的国家,很多企业家尤其难以承受从成功走向失败的命运戏弄。
3、对企业情况好转的预期。在过去几年,房地产及上下游产业持续承受巨大压力,很多企业在几年的煎熬之后正在失去信心,感觉再熬下去也不会好转。在这种悲观预期下,一些企业家可能选择轻生的方式。只要感觉有希望,企业家就不会轻易放弃。去年,汪林朋以“老汪不躺平”账号直播,畅谈对商业和人生感悟。他说:“工作伴随着乐趣,遇到问题,遇到困难,战胜它才是乐趣,真正一个对社会、对家庭负责的老板来讲,不能碰到困难就选择逃避。” 或许,汪林朋如今看见了难以战胜的困难。
4、最怕被留置。坦率地说,民营企业家多多少少都会涉及一些司法问题,例如行贿、税收、环保等等。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1)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政府手中保留了较多的行政审批权。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往往不得不通过行贿的方式来化解企业发展的堵点、卡点,不然很多业务难以推进。2)法治不完善。在一个法治完善的环境下,企业家完全可以不畏惧一些官员的威胁。反之,如果企业家认为诉诸法律的结果不可预料,则选择与官员“勾兑”被视为更理性的选择。3)企业家往往会面临“劣币驱逐良币”的艰难选择。在短期内,如果很多竞争对手通过与权力勾连的方式获得竞争优势,企业家往往被迫跟进。尤其是企业家存在“法不责众”心理,当看到很多竞争对手这么做的时候,感觉自己也这么做的风险不大,这是人性的弱点。4)由于改革开放只有40多年历史,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经历的政治经济周期不够多,对罪与罚、长期与短期等很多问题的看法还缺乏足够的经验教训积累。
汪林朋于今年4月17日被武汉市江汉区监察委员会留置并立案调查。经过3个月多月的留置,汪林朋最近才刚刚恢复一定的自由。这三个月的调查并为彻底解除汪林朋的风险,留置经历或许不可避免给他留下了PTSA(创伤后应激障碍)。
保护企业家群体就是保护经济复苏的种子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最重要微观单元,留住企业,这是经济修复的关键前提。
一个企业,如果突然失去其创始人,就等于失去了灵魂,前途难料。
保护企业家群体,对稳定经济预期、促进社会就业乃至大国博弈,意义重大。在《民营经济促进法》元年,我们需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保护好企业家精神。建议:
1、坚决阻断趋利性执法。2024年的“远洋捕捞”现象已经被中央明令禁止。但是如今地方政府财政依然困难的情况下,趋利性执法或许会变得更规范但很难被杜绝。地方财政的困难,一是因为土地市场虽有改善但总体依然趋冷,二是因为今年以来税收与GDP增速背离。2025年上半年,以不变价计算的GDP同比增长5.3%,而以现价计算的同期税收收入则下降1.2%。地方财政的压力依然山大。
2、《民营经济促进法》需要徙木立信。行胜于言。《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条款能否落实?地方政府或国企拖欠民企资金能否真正改变?国企与民企能否真正公平竞争?例如,能否通过公开民企在银行贷款中的占比趋势来督促银行体系消除所有制歧视?我们需要以具体生动的案例来展示中央的决心,让民营企业家眼见为实,从而逐步扭转预期。
3、政策调整应为企业调整留出合理的时间。过去很多经济社会问题长期积累,的确到了不得不治理的地步,房地产泡沫即为一例。当然,在治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政策的调整应该尽量避免急刹车。实际上,通过体制机制的改变而非行政性的措施,更利于引导市场主体的逐步调整和适应,对社会整体而言成本更低、阵痛更小。急刹车往往会错杀一些优秀的企业,“劣币”创造的问题最终由良币劣币一同受罚。相反,如果是渐进式的调整,则更利于实现优胜劣汰,让良币有时间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4、历史的问题需要历史的解决。民企的原罪,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体制不完善的产物,是必须交的学费。民营企业家当然不应享有法外特权,但应该承认民营企业家的特殊社会价值,尤其是在当前稳经济的关键阶段。从社会成本最小化的角度看,民营企业家涉及的法律问题,经济惩罚优于刑事手段,因为一旦企业家出事了,一个企业就可能陷入危机,进而影响到很多人的就业。早在2019年,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在多个场合强调:“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民营企业的案件时,综合运用好刑事司法政策,能不捕的就不捕,能不诉的就不诉,能判缓刑的就提出缓刑的量刑建议。”这决非袒护企业家,而是充分考量企业家社会影响基础的法治理性。在民企原罪问题上,我们要“向前看”、“算大账”。
《民营经济促进法》明确规定: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开展调查或者要求协助调查,应当避免或者尽量减少对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实施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应当严格依照法定权限、条件和程序进行。
——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应当遵守法定权限、条件和程序,严格区分违法所得、其他涉案财物与合法财产,民营经济组织财产与民营经济组织经营者个人财产,涉案人财产与案外人财产,不得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查封、扣押、冻结财物。
企业家不仅不是圣人,而且其肩负的复杂任务决定了他们的不完美和现实主义。写道这里,我想起了任正非曾经提出的“灰度空间”:
——坚定不移的正确方向来自灰度、妥协与宽容。合理地掌握合适的灰度,是使各种影响发展的要素,在一段时间和谐,这种和谐的过程叫妥协,这种和谐的结果叫灰度。妥协一词似乎人人都懂,用不着深究,其实不然。妥协的内涵和底蕴比它的字面含义丰富得多,而懂得它与实践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坚持正确的方向,与妥协并不矛盾,相反妥协是对坚定不移方向的坚持。当然,方向是不可以妥协的,原则也是不可妥协的。但是,实现目标过程中的一切都可以妥协,只要它有利于目标的实现“妥协”其实是非常务实、通权达变的丛林智慧,凡是人性丛林里的智者,都懂得恰当时机接受别人妥协,或向别人提出妥协,毕竟人要生存,靠的是理性,而不是意气。
这段话应该是任正非先生在实践感悟基础上的智慧心得。
让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能够安心、放心、静心进而有信心,这应该是社会各界的共识和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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